‌·

读古人书 开卷有印

来源:银川日报     2021年04月22日        版次:7    作者:西安晚报

古籍善本上的藏书印

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上的藏书印

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一些读者不但爱读书,藏书也是汗牛充栋。说到藏书,古人藏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在书上加盖印章作为标记,这些造型别致的印章被称为“藏书印”。小小的藏书印,浓缩着一代代读书人的精神面貌,也成为古籍鉴定的重要依据。

藏书印盛行于明藏家多以印文劝读

清代著名学者叶德辉曾说:“藏书必有印记。”藏书印也称藏书章,它是中国传统图书收藏者用以标明图书所有权和表达其个性爱好的一种印记。在古代,喜好藏书的文人学者都会拥有自己的专用藏书印,每得到一本好书,总会将沾满朱砂印泥的印章盖在其上,鲜红的印痕与纸上的墨迹相映成趣,赏心悦目。

史料中,有记载最早的藏书印应是唐太宗的“贞观”印,但当时它的主要功能是鉴赏书画。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盛行,宫廷兴起藏书之风,于是宋太祖时就出现了“秘阁图书”这种专门的藏书印。宋代一些著名文人也有自己的藏书印,比如苏东坡的“赵郡苏轼图籍”、米芾的“米氏审定真迹”等。时至明代,唐宋古书愈发珍贵,但当时的藏书家发现,有藏书印的古书可谓凤毛麟角,从而导致大量古书无法辨别真伪。明代人吸取前人教训,开始重视藏书印在民间的应用。当时一些比较知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为自己制作了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藏书印,加盖藏书印这一风气也就由此逐渐盛行开来。

明清时期的藏书印有很多种,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所谓的“遗嘱印”,其内容多为告诫子孙读书的重要性。比如,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就刻着“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告诫子孙多买书、多读书。

藏书印可推测出版年代也可得知流传顺序

尽管藏书印是在书籍流传过程中后加上去的,但古人对于书籍的鉴定手段较少,因此极其依赖藏书印。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百首》中写道:“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由此可见,早在唐代,藏书印就被作为鉴定宫廷图书的重要依据了。

据史料记载,古代许多藏书家书未必全读,但特别痴迷于藏书印的研究,从藏书印中,他们可以轻松得出书籍出版年代的下限。古人认为,一书若钤有“赵郡苏轼图籍”或“眉阳苏氏”,那么此书自然就不会晚于北宋苏轼生活的时代;若钤“缉熙殿书籍印”“缉熙殿宝”,那就表示此书是南宋缉熙殿藏书,所以最晚也是南宋初期刻本。如果一书有多处藏印,那也可以通过最早的藏印来推测其年代下限。比如书中若同时钤有“晋府书画之印”“乾隆御览之宝”“吴郡赵颐光家经籍”等印,便可推断此书不晚于明初,因为“晋府书画之印”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三儿子晋王朱棡的藏书印。

古代的重要善本图书,有些打开就是钤印满页,如将藏书印细细一排,则可以考证出收藏者的时代和藏书的来龙去脉。比如某馆藏清代顾氏碧筠草堂刻本《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卷内钤有“山阳朱氏钱财堂所藏善本图书之印”“吴翌凤家藏文苑”“枚庵浏览所及”“吴兴刘氏嘉业堂藏”等藏书印,由此可知此书经由朱彝尊、吴翌凤、刘承干等著名藏书家递藏。

尽信书不如无书藏书印作伪不可不防

尽管藏书印可以作为书籍的鉴定依据,但藏者并不能只凭藏书印来判定书籍的真伪。自明代嘉靖年间以来,藏书印的作伪就已经让人防不胜防了。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崇尚古风,市场上宋元版本的书籍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加之文人多迷信藏书印,不少书商、藏书家就开始偷偷钻研藏书印的作伪,他们有的以此牟利,有的则是为了沽名钓誉。明代王世贞《弁州四部稿》中的《艺苑卮言》一文就提到,明代著名藏书家丰坊就有伪造藏书印的嗜好。

伪造藏书印的情况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更加猖獗。据传,民国时天津有一个书商专门从事书籍和藏书印造假,他所伪造的藏书印,不像一般作伪者是篆伪印盖在书上,而是用描红的办法,用狼毫笔一点点把印描到赝品“古籍”上,据说,就连著名古籍收藏家周叔弢也曾被多次蒙蔽,从而买了不少假书。

此外,还有一种“移花接木”的造假手法,甚至瞒过了图书馆。据了解,台湾某著名图书馆藏有一部《川渎异同》抄本,卷端有清代著名藏书家陆烜的两方印,一曰“梅谷”,一曰“陆烜子章之印”。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本书原印所钤之处,纸张泛黄,更显老旧,与此书纸色不符,进一步研究得出:二印皆为从别纸割裂、补贴而来,从而断定此书为赝品。

  据《西安晚报》